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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正式召开。那是我党在抗战胜利前的一次重要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

此次会议除却明确确立以毛泽东思想为工作方针，亦选举出日后将成为新中国最高领导核心集体的五人小组，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及任弼时，统称“我党五大书记”。

但却鲜少有人知道，“五大书记”实则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且在他们之外，还有两名“候选书记”。

01，密切相关：旅欧四人与毛主席共创伟业

我党“五大书记”中，有四人曾到欧洲留学，因而有趣的世人常常把他们的“合作”叫作旅欧四人组与毛主席的强强联手。

其中，周总理和毛主席是众所周知的一生战友，他们二人从相识最初到生命尽头，始终并肩前行，不离不弃。

1931年，从上海千里迢迢赶赴瑞金的周总理成为中共苏区中央书记，是时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顶头上司。

彼时，临时中央给出3个选项交由组织领导选择，多数人把攻打对象的票投给赣州，唯有毛主席一人认为赣州三面有水，城墙高耸，难以攻破。

但碍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周总理还是遵循原先计划，决定朝赣州发起攻击。未想，战局确实如毛主席所料，1万余人的红军队伍整整打了33天也没有把它打下来。

此战以后，毛主席的威望显著提高，他再次提出应往国民军力量薄弱的闽西发展，周总理毫不犹豫地采纳该建议，委派毛主席率兵攻打龙岩。毛主席未负所望，不仅拿下龙岩，而且占据漳州。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会议在江西召开。别有用心的人员在会上公然斥责毛主席“消极怠工”，提出要把毛主席“赶”回后方。幸而周总理极力维护，才使得毛主席得以留在前线。

1935年，中央“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周总理执意“请”回毛主席继续指挥战斗，由此确立毛主席为我党及红军实际核心领导的地位。

可以说，毛主席的显著性格即是自主独立，恰好周总理擅于协调，对组织的命令坚定维护，他们两人从行事风格方面来看，的确是互补互利，基本难以产生分歧。

1935年，刘少奇坚定反对北方局“发传单、搞游行”的做法，利用将近3年的时间精心布局，令华北局势出现巨大转变，为我党在华北确立一定群众基础，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和青睐。

毛主席夸赞刘少奇，说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非常懂得实际工作中辩证法的重要性。

和刘少奇截然相反的是朱德。1928年，朱毛大军在井冈山顺利会师，组建红4军，并由朱德担任军长，毛主席为党代表。

这支队伍里，大部分战士是跟着朱德一路走出来的，他们联合要求成立军委，引来某些人的不满。

朱德也是个敢说敢做的人，他听闻那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后，当众在某次会议表示：

“有人说我讲大话，要从福建打到南京、武汉，解放整个华夏。我想告诉你，这不是吹牛皮，是树立革命目标，鼓舞革命斗志；也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拉拢下级，你错了，那是融入集体，有利于及时了解实际情况。”

次年9月，陈毅传回中央意见，要求维护朱德和毛主席的领导，并保留毛主席的职务。朱毛二人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握手言和。

1935年毛主席听闻“站队”之事，称赞朱德“度量如海，意志似铁”，对他心生钦佩。

1937年，毛主席直白表示：没有朱，哪里来得毛？朱毛、朱毛，肯定朱在前啊！从此后，他们二人之间再未发生大分歧。

“旅欧四人组”存在感稍低的是任弼时，但他却是实实在在一直陪在毛主席身侧的人。

1931年，从上海到瑞金的任弼时“不点名”批评毛主席的“狭隘经验论”；同年，任弼时称赞毛主席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1938年，任弼时认可毛主席和中共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促使共产国际承认毛主席的中共核心地位；

1940年，任弼时回延安协助毛主席筹备“七大”会议。他是名副其实的毛主席和中共组织的“管家”，承担党内大部分“家务”。任弼时的性格很明显，典型“对事不对人”，因此令毛主席对他非常信任和倚重。

02，临危受命：急增候补书记只为预防变故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我党“五大书记”能力出众，“合作无间”，为什么又会额外选出2名候选书记？难道这两名候选书记有什么特殊吗？

其实不然，两名候选书记的选举原因在于当时局势，而非其他。

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蒋介石也召开了国民党大会，他非常清楚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国民党的未来部署一个全新路线，借此抢夺“果实”。

他决定，暂时“放松”对日军的警惕，将针对目标重新放回中共身上，准备与中共“一决高下”。但美国人却不同意蒋介石的“野心”，强求他同中共组建联合政府。

大半身“家当”都在美国身上的蒋介石不敢公然违背美国，只得苦思冥想，找到个“暗戳戳”的方法：

他向毛主席发出谈判邀请，请他到重庆与自己见面。蒋介石觉得，毛主席肯定不会答应，等毛主席拒绝了，他便有借口挑起“国共纷争”。

可叫蒋介石意外的是，毛主席居然识破他的“阳谋”，同意前往重庆与蒋谈判。

在动身出发前，毛主席做足最坏打算。他告诉中共领导成员，若是蒋介石真的“撕破脸”，那他就去重庆“坐班房”，顺便“办点事”。

同时，毛主席安排刘少奇在他离开后全权代理他的职务，并提议中共再增添两名候补书记，预防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什么突发事件，确保我党事业和领导班子万无一失。

至于为何偏偏是两名？理由显而易见，因为周总理会和毛主席同去重庆。

就这样，在党组织领导的共同决定下，陈云与彭真当选中共候补书记，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前往重庆期间，挑起大任。

当然，碍于美国和国际形势的蒋介石也未能如毛主席预料那般，在重庆和谈期间搞什么“狠毒招数”，毛主席和周总理得以平安顺利重归延安。

19日下午，一架载有伊朗总统、外长以及其他随行人员的直升机在东阿塞拜疆省瓦尔扎甘地区发生硬着陆事故。事故发生后，伊朗方面迅速组织救援，但因为事故地区交通不便、山区和森林条件恶劣以及大雾天气等因素阻碍了救援行动。

此后，陈云与彭真“脱下”候补书记的身份，一人听从组织安排，远赴东北领导解放战争；一人去往北平任中共市委书记，同样为祖国革命事业付出一份力量。

03，后来故事：陈云转正，彭真任北京市长

新中国成立后，“五大书记”担负起重责，为祖国建设、人民安稳贡献巨大心力；两位“候补书记”同样竭尽心力，为华夏的未来“添砖添瓦”，非常辛苦。

陈云从东北回到首都，主管全国财政工作。彭真则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首都总工会主席等职务。

1949年底，“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病重，未能参加开国大典。虽然他向家人表示，等他身体好了就要立刻重返工作岗位，但他的病情明显不由他自己控制，非但没有如他所愿渐渐痊愈，而且每况日下，越来越糟糕。

关心他的中共领导急忙强制送任弼时到苏联治疗，使他的身体状况稍稍稳定。

1950年10月，不听医生建议，渴望为新中国再多做一点事情的任弼时再度躺回病榻，病情急速恶化。

周总理临去苏联前，向任弼时保证，他归来时一定为任弼时请来最好的医生。然而可惜的是，任弼时没能等到周总理回国，便憾然离世。

他故去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政府损失一员大将。为不耽搁祖国建设工作，中共提出将当年候补书记中的一人“转正”的建议。

经几位领导深切讨论，决定陈云“转正”。陈云在经济领域极具天赋，刚好彼时中国最需要经济建设，他的“上位”可谓是百川归海、人心所向。

陈云也未曾辜负党组织对他的厚望。一当上中央书记，即立马展开一系列相关工作：

想方设法稳定国内金融物价，扫除国民政府遗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祸患；有效统购统销粮食及棉花等农产品，确保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逐步改造社会主义工商制度，实施国民经济首个“五年计划”。

在他的领导下，华夏国民经济稳步恢复，初期经济建设前景呈现欣欣向荣之态。

彭真则连任北京市长，保持乐观精神配资炒股论坛，为祖国和我党事业的发展同样建立不朽功绩。